编者按：致敬先贤大师，传承上医精神。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上医拥有16位一级教授、22位二级教授、23位三级教授和5位四级教授。上医先贤们严谨治学，以身示范，对上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上医人传承医学之精神、医家之责任。
陶寿淇（1918-2000），出生于上海。著名心脏病学家，中国现代心血管病与预防心脏病学奠基人之一。1940年国立上海医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1947年赴美国哈佛大学和密西根大学医学院学习心脏内科和心电图学。1948年回上海医学院任教。曾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疗系副主任和中山医院内科主任。1974年调中国医学科学院心血管病研究所、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先后任所（副院）长兼内科主任、所（院）长、名誉所（院）长。曾任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会主任委员、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咨询团顾问组成员等。主编出版了中国第一部心脏内科教科书及参考书。
本文节选自《上医人的足迹》一书，作者为陶燕章、陶宛章，从子女的视角讲述了他们眼中的父亲。
医生的高尚在于救死扶伤，舍己忘我，不图分文，医生的平凡在于出诊查房，劳心费神，日复一日。父亲是位医生，这就是他一生的写照。
父亲是浙江绍兴县人，1918年生于上海，家境殷实，排行第三。他从小聪明过人，读书时英语、数学尤佳，连跳两个年级。虚岁17岁时，想当医生即考入国立上海医学院，于1940年毕业。此后留校，从住院医师做起，直到担任教授，负责中山医院内科和上海医学院医疗系的工作；70年代被调到北京负责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及心血管病研究所的工作，兼任中央医疗组专家。一生用心医治病人。
学成归国，坚持到公立医院从医
听母亲说，父亲书读得好，长辈喜欢他，并希望他做开业医生，旧上海学医开业很“吃香”，但父亲未从。在抗战时期，上医转移到重庆，父亲毕业留校后受钱惪教授提携，就到中央医院做内科医生；抗战胜利后，1946年父母随学校由重庆返回上海，他又在中山医院、红十字医院（现华山医院）工作；1947年受上医颜校长、朱院长的推荐，考到哈佛大学医学院和密西根大学医学院进修，他在最好的医学机构学习心脏内科及心电图学的最新理论和先进技术。
当时知道父亲要出国，他二舅父特意给了3000美元，仍希望他买仪器回来再开业。一年后父亲学成回国，特地带回一架当时国内少见的最新式心电图机器送给中山医院，却将3000美元归还了舅父，舅父颇有意见。但父亲是这么想，自己是上医人，就按上医规矩做：不开业，学成回国仍到公立医院做医生。不久，他父母带全家先后迁居香港、加拿大，父亲说刚回国不走了，长辈们很无奈，说人各有志就不勉强了。
事实证明父亲是有志向的，回国后将国外学到的理论和技术与自己的临床经验结合，并刻苦钻研心电图临床诊断技术，从50年代起，他和国内心脏病学专家董承琅教授合作，在中山医院开办起心电图学及以后的心血管新技术学习班，培养人才、拓展事业，就此成为国内主要的培养心内科人才的学术阵地，使上医成为全国领先的心血管病诊疗中心。
说到父亲和董承琅老教授的合作，那真是“老少绝配”。董老大我父亲整19岁，是我国最早期的心脏病学泰斗，他当时任职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兼任上医名誉教授，父亲是上医年轻的教授。父亲十分敬重董老，在学术医术上取得的收获，都去请教董老、聆听指教。他与董承琅教授一起主编的《实用心脏病学》是我国第一部心内科学专著，是促进我国心内科学发展的重要著作。记得写书期间，父亲白天忙着看病，下班以后集中精力整理资料、撰写文章，几乎每个周日，他都约好董老在市政协俱乐部或董老家里，将写好的部分书稿听取董老意见，讨论修改，一忙就是整个下午，两人心情却非常愉快。这本著作主要汇集了他俩经典的医学病例分析和精辟的心脏病学理论，他很珍惜两人的合作，后来哪怕董老不在世了，也始终不忘董老，总把他的位置摆在自己前面；董老很器重父亲，当时他慧眼看中父亲，不仅因为他是美国密西根大学医学院的校友，是位精通最新理论技术的年轻医生，更认定他是一位谦虚聪敏可信赖的好同事。父亲的学生们对此感叹地说，董老和陶教授真心诚意的合作，老少互相关心的纯真友谊，在同行中几十年来一直传为佳话。
陶寿淇教授与国际友人合影
为人群服务 贫富一视同仁
医治病人对父亲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他常对我们说，病人没有贵贱之分，在病人面前我是医生不是专家。
平时我们很难见到父亲有空闲时间，无论在上海还是在北京都一样，因为他对心脏病学有执著的爱好，对病人有特殊的感情。
从我们记事起一直到他年老，他总是孜孜不倦地在学习研究，每天夜晚，不是在看书、修改大量的论文，就是在写自己的论著，他近80岁时仍有新的研究出现。听他自己说，人家请你主持学术报告会，你也得带着自己的高水平学术研究去才行，应该走在学术的新领域之中，带头赶超国外先进水平。
他老是在给病人看病，听他的学生们说，父亲门诊、查房时对待病人非常耐心，问询检查时非常细心；有时日夜坚守在病房和急诊室救治，对危重病人，他还常亲自给病人抽静脉血、注射肌肉针、打补液，为的是观察变化，以便采取合适的抢救措施，甚至有时病床旁、地上有污物还亲自拿拖把拖干净。
从年轻时起，父亲就一直要求自己这样做，即坚持看普通门诊，他要多看疑难杂症，要救治重危病人。即使以后在中央医疗小组，一有空他就赶回医院的普通门诊，力争多看病人，从不间断，直至自己病情危重住院前，他还坚持医院每周一次的大查房。他离不开医院，离不开病人。
父亲医疗技术娴熟，他不仅熟悉现代的诊治手段，经常运用互联网追踪国外最新医学动态，还能熟练施展他扎实的视、摸、叩、听及心电图分析等诊治基本功。学生们说他诊断正确，用药精当，全是靠他工作极端认真负责、逻辑思维极其严谨，靠他善于学习归纳、勤于整理总结，他将丰富的临床经验提升为敏锐的临床洞察判断力。
现举几个我们知道的例子：医院来了一位70多岁的老太，几家大医院都诊断为较重的心脏病，多年吃药躺在家里不能出门，人们请父亲对她诊治。经过对各项检查资料及心电图的综合分析，几天后，他告诉家属，老太没有病，心脏功能犹如年轻人，不用吃药卧床，只要适当运动和注意休养就可正常生活。家属先是一愕，后是大惊，原来照父亲的意见做老太非但没事，后来还能几次往返旅游和到外地探亲，年近90岁身体尚好。家属说陶教授真是“神”了，非常感激。
吴阶平院长曾介绍一北大教授请父亲看病。该教授自述多年经常晕倒，但大医院却查不出病因。父亲仔细审阅病历及心电图资料，做了听诊等检查，再让他脱袜察看后，即诊断他患先天性心脏病，说手术治疗即可治愈。后经医院反复拍片得到验证，做了小手术后病除，北大教授常说父亲是救命恩人。
国外的著名心血管专家及WHO的同行很佩服父亲的医术和为病人服务的精神，每次到国内开会，都要找他请教交流。长期合作成了好朋友，父亲经常向他们介绍我们国家医学发展的情况等，为国内的心血管病医学科学研究争得国际地位和国外资助。
敢担责任，“贫困富贵”一视同仁，倾全力为病人服务，他医治了成千上万名病人患者，但从不拿病人钱物。我们有时遇到一些人，听说陶寿淇是我们的父亲，都不约而同地对我们说，是陶医生给自己看好了病，他态度好、医术高，还什么都不要，自己真幸运。回家告诉父亲，他淡淡地说，“医生这么做是最起码的”。
陶寿淇教授（中）
兴趣广泛 言传身教树立良好家风
父亲是个很慈祥可亲的人，他对我们充满爱护和关怀，他又是个兴趣广泛的人。
记得有一年马年，父亲和3个孙辈均属马，我们给孩子戴上红丝带，他也高高兴兴地戴上一根红丝带，孙辈们娇乖地偎依在他身旁，“大马小马在一起”，他和我们开怀欢笑，互祝平安健康。父亲爱听京剧、爱看越剧、熟悉外国经典电影，他也是中西餐的“美食家”。以前在上海时，有空会带我们去看戏看电影上饭馆；到北京后他很少有空闲，就只能在家里看电视看碟片，由我们弄好吃的让他品尝了。他只要能抽出空隙时间，会用各种“玩”来调节自己，我们十分珍惜这点休闲时间，尽量陪着他。他擅长打桥牌，我们有时会邀亲朋好友来玩一会；他很会玩麻将牌，有时母亲和我们就陪他来几下；他喜欢玩电子游戏机，每次总爱叫孙辈来比赛；他还会唱歌，能用英语唱“雪绒花”等名歌，很会跳舞，外孙女陪他跳还有点跟不上呢。
我们5个兄妹的成长都受到父亲的关怀和教导，他要我们做正直的、踏实向上的人。如我们的大哥以前有时要抽香烟，父亲知道后严肃批评了他一顿，父亲说“抽香烟有害身体，又加害别人，不能抽，再说我是国际禁烟组织的委员，我们家人更不可抽香烟”；我们的婚姻都是经父亲“批准”同意的，他对我们婚姻大事的安排交代给母亲，我们5人的婚礼他却一个都没空参加；我们兄妹成家后，父亲更是关心，有空一定会来看望我们，会教我们如何做人做事，也会带些可爱的小礼物给我们和孙辈，一般是每人一份，这是大家最高兴的时刻。这么多年来，在父母的关怀下，受父亲的影响，我们5个兄妹都很努力工作，靠我们自己的劳动，大家生活得都很好。
90年代后期，父亲的身体越来越差，曾做过身体大检查，听说患有重病，但他不肯告诉我们结果，也瞒着母亲，仍然天天忙工作，没有停过一天。我们预感到情况不好，曾对父亲说，爸爸我们带你回上海歇歇吧，他却摇摇头说，这里有很多的事，我不能离开。为此我们心里很不好过。
高尚又平凡的父亲离我们去了，可惜他最终没有给我们留下一句话。想着自己的父亲责任曾有多重，想着自己的父亲对国家贡献曾有多大，想着自己的父亲克己奉公曾有多么辛劳，更想着自己的父亲对我们那始终深厚的关爱，我们更加地爱他想念他，更加地敬仰他。父亲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征集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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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上医三级教授、四级教授名录：
三级教授（23人）：
陈又新、李月云、张沅昌、吴珏、何章岑、朱益栋、左景鉴、司徒亮、顾庆祺、陶寿淇、徐苏恩、郑思競、胡哲揆、施嘉钟、林春业、陈化东、戴自英、潘继盛、翟光耀、熊汝成、崔祥瑸、顾绥岳、顾学箕
四级教授（5人）：
石美鑫、吴学愚、陈家䮽、郑伟如、夏镇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