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德隆(1906-1985)，江苏南京人。一级教授，预防医学家、医学教育家、中国现代流行病学奠基人之一。1935年毕业于国立上海医学院，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留校任教。曾留学美国、英国，获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硕士学位和英国牛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任卫生系主任、上海医学院副院长、上海医科大学预防医学研究所所长，同时担任全国血吸虫病防治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流行病学分会主任委员、国际流行病学协会名誉会员。曾任全国《流行病学》教材主编、《辞海》预防医学部分主编、《医学百科全书》流行病学部分副主编。
他，出身寒门，却志存高远；他，学贯中西，却扎根乡土；他，身经动荡，却初心不改。苏德隆教授用一生践行“为人群服务”的誓言，将流行病学研究从书斋推向田间地头，把科学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从送走血吸虫病的“瘟神”，到艰难求索肝癌的病因；从奔赴战火纷飞中的防疫前线，到构建新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实践。他的每一步都踏在人民最需要的地方。这是一位中国科学家将个人命运与国家需要紧密相连的生命史诗。
少怀济世志，学成万里归
苏德隆从贫寒家境中萌生学医之志，靠奖学金和勤工俭学以第一名成绩毕业于上医，受颜福庆等名师影响确立预防医学志向，毕业后主动投身农村卫生工作。1944—1948年先后留学美、英两国，在牛津师从诺奖得主弗洛里院士，首创发现微球菌素，获博士学位后谢绝挽留毅然回国。
1935年苏德隆在国立上海医学院门前
1906年，苏德隆出生于南京的城市贫民家庭，父亲无固定职业，靠经营小手工业为生。父母常年为生计忧心忡忡，但却十分重视子女的教育。苏德隆从小聪慧过人，但由于家庭经济拮据，中学毕业后他便被迫失学。期间，苏德隆的一个妹妹因缺医少药而夭折，母亲因长期劳作、营养不良患上严重胃溃疡，他亲眼目睹亲人和周围穷人贫病交加的生活现状，萌生了当一名医生、拯救贫苦患者生命的愿望。
失学两年后，家庭经济状况有所好转，加之他坚持自学苦读，1927年，苏德隆考入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后更名为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1932年独立为国立上海医学院，即今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开始三年的医预科学习。苏德隆酷爱学习，成绩年年第一。医学预科二年级时，父亲因手部切伤引发败血症，苏德隆在病榻前侍奉月余，虽竭尽孝道，却无力挽回父亲的生命。此后，他在母亲的一再坚持下继续学业。他课余时间在中学兼课、做家庭教师，假期则到传染病医院做勤杂工，既支撑自己在校生活开支，也补贴家用，还增长了见识。数十年后回忆这段岁月时，苏德隆说：“贫穷原本不是好事，却给了我开始研究传染病流行病学的机会。”
苏德隆深受时任医学院院长颜福庆、教务长朱恒璧以及高镜朗、黄子方、赖斗岩等知名教授的影响。他坚信：学好医学、尤其是医学研究，必须在基础医学上打下功底。1935年6月，苏德隆以总平均分84分、毕业论文88分的总分第一名成绩毕业。求学期间，一位教内科的老师曾说过：“内科医生真正能医好的病，不会超过五种。”这让他深刻意识到预防医学的重要性。医学院毕业后，苏德隆欣然接受颜福庆院长的调令，前往沪郊从事农村卫生工作，不仅为农民看病、打预防针，还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在调查报告中他写道：“我国农民贫病交加，其公共卫生之需要，更远甚于他邦。”
1935年苏德隆（中）在上海县为农家义诊
抗战期间，苏德隆辗转各地从事防疫工作，深感国内公共卫生基础薄弱，而自己在流行病学理论和方法上仍有不足。1944年，苏德隆赴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进修卫生防疫学，获公共卫生硕士学位。1945年，他又前往英国牛津大学，师从诺贝尔奖获得者霍华德·华特·弗洛里院士。
为给实验医学打下牢固的基础，苏德隆还深入学习了化学、微生物学、病理学。在病理学院研究实验医学的同时，他每天都会抽出一部分时间，在牛津社会医学研究所学习统计学。3年严格的研究工作和训练，为他打下了扎实的实验设计和科研基础。他首创性地发现了微球菌素（Micrococcin），并在英国《实验病理学》杂志上发表两篇论文，路透社将这项世界首次发明作为科学新闻进行了报道，他的照片至今仍悬挂在牛津病理学院一楼的名人栏上。
疫线即战场，国召即方向
苏德隆一生致力于消灭血吸虫病，在历次国家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中挺身而出，包括：抗战时期难民防疫、新中国初期血吸虫病防治、朱家角灭螺试点等。他悉心钻研影响人民健康的重大卫生问题，一生发表论文200多篇。祖国的需要，就是他的研究方向。
早在医科二年级时，苏德隆就注意到一种急性流行病的危害——千余民众因在沪郊昆山青阳港游泳而患上急性血吸虫病，当时医学界对这种疾病所知甚少。苏德隆在学校做了一次读书报告，专门论述血吸虫病的危害，认为这是一种值得研究的疾病，这也是他第一次关注这种对人民危害极大的传染病。此后，他辗转于抗战防疫前线，并于1938年在广西宾阳开始了血吸虫病调查和首次钉螺生态学研究。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不久，他以预防医学专家特有的敏锐直觉，发现驻沪部队近三万战士因战事和训练涉水，染上了不明原因的病症，经研究确认是急性血吸虫病。他连夜写信给华东军区首长，在报告中汇报了血吸虫病的流行情况、对战士健康和战斗力的影响，以及防治方法。他的建议很快被采纳。此后，他组织动员上海沪宁、沪杭沿线两千余名医务人员开展突击治疗，这支部队的战士全部治愈，很快恢复健康，随后开赴抗美援朝前线。
离开部队时，苏教授想到一个问题：部队的血吸虫病可以集中医务力量消灭，那分散在农村的农民感染了血吸虫病，该怎么办？为了让全国医务工作者能彻底了解血吸虫病知识，苏德隆遍阅二战后的西方文献，于1950年发表了《近年日本血吸虫病研究之进展》长文综述。这是我国第一篇血吸虫病研究综述。从此，苏德隆放弃了自己熟悉且钟爱的微生物学，转向了国家和人民急需的血吸虫病防治研究。
1953年，苏德隆被任命为华东血吸虫病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并担任中央血防九人小组办公室及血防局顾问，开启了我国钉螺生态学研究的先河。他通过实验证明，人尿中的尿素分解产生的氨可以杀死血吸虫卵，这一不花钱的方法，推动了江南水网地区的人粪无害化处理；他推翻了教科书上钉螺有冬眠习性的说法，发现了水线上下钉螺的分布规律，彻底改变了江南水网地区河岸灭螺策略；他首创了“纸钱法”用于筛选灭螺药，探索并创造了多种灭螺途径。
苏德隆教授在进行钉螺生态学研究工作
1957年7月7日，毛主席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现上海展览中心）接见科技界人士。席间，毛主席向苏德隆征求对《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关于消灭血吸虫病年限的意见：“订了个7年之内消灭血吸虫病的计划，你的意见怎么样？”苏德隆回答：“恐怕时间太短了！”毛主席又问：“12年怎么样？”苏德隆说：“12年比较好一点。”最终，毛主席采纳了他的意见。
1965年，受中央血防领导小组办公室派遣，苏德隆带队进驻青浦县朱家角镇开展城镇灭螺试点。当地血吸虫病疫情极为严重，钉螺孳生泛滥。苏德隆提出“毁其居，灭其族，防止其流入”的城镇灭螺方针。他亲力亲为，发动群众开展义务劳动：抽干河水、铲除浅滩、喷药灭螺、重砌石岸与河埠。短短几个月内，当地基本消灭钉螺。经多年监测，朱家角镇彻底消灭血吸虫病，千年古镇重焕生机，这一成果堪称我国预防医学史上的创举。
苏德隆教授（左一）在青浦农村进行钉螺现场试验
20世纪70年代，国际血吸虫病权威瓦伦博士访沪演讲，极力推崇单纯依靠药物治疗控制血吸虫病传播的策略，当即遭到苏德隆质疑。苏德隆深耕血防数十载，实践证明：从未有地区能不经灭螺、仅靠药物治疗消灭血吸虫病。两人达成协议，选定安徽省贵池县两个村庄，于1980年开展对比试验。历时3年试验证实：坚持灭螺、防治结合的村庄，人群感染率、钉螺密度直线下降；只治不防的村庄，无法阻断传播，感染率仅缓慢下降，钉螺数量未减、感染率大幅上升。瓦伦博士承认：“试验结果已经分明，没有必要再试验下去了。”此后，瓦伦博士尊称苏德隆为“伟大的人物”，视他为师长与挚友。
自此，国际学术界重新确立防治结合策略的核心地位，认可中国血防策略的独到价值，倡导因地制宜地予以推广。苏德隆在血吸虫病研究领域的成就，也赢得了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认可。他是世界上首位全面阐明钉螺分布规律和中国血吸虫病生态学的学者。
1985年11月，上海市正式宣布消灭血吸虫病！为表彰苏德隆的卓越贡献，中共上海市委血防领导小组追授他“先进工作者”称号，并追记大功一次。后来，中国血防纪念馆特设“一门四代血防建功”展板，记录以他为首的上医师生70余年的血防功勋。在苏德隆等一代代血防人不懈努力下，我国血吸虫病防治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成为全球典范，大量科研成果、产品、标准向世界分享，为全球血防事业作出重大贡献。
1985年，被中共上海市委血防领导小组追记大功一次
苏德隆一生十分热爱自己所从事的预防医学研究工作。1961年第七次副霍乱大流行，苏德隆带领研究生深入疫场，提出副霍乱的地方性学说，事实证明他的意见完全正确。1972年上海突发皮炎流行，患病群众达50余万，苏德隆将桑毛虫毒毛植于自身试验，仅用18天确认病因。同年启东肝癌高发，他提出“防霉、改水、防肝炎”方针，推动开凿13万口井，改水后肝癌发病率大幅下降，相关研究成果在国际会议上以详实数据说服全场。他用一生践行“为人群服务”的誓言，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躬身育桃李，奠基泽后世
作为新中国首批一级教授、首批博士研究生导师，苏德隆是我国流行病学教育事业的奠基人。他倾注毕生心血，培育了两千多名优秀学子，其中很多成为了公共卫生领域专家。1978年我国恢复研究生教育制度后，他带领学院获批我国首批预防医学博士点。
1954年，第一届公共卫生专修科师生合影二排左四为苏德隆
苏德隆主持上海第一医学院卫生系（现公共卫生学院）近40年，筚路蓝缕、呕心沥血，打造国内一流公卫学院。1935年从医学院毕业后，苏德隆留校担任助教，后来又兼任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医院（今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住院医师。经历抗日战争、出国深造等辗转之后，1948年11月他回到上医任教，负责筹备建立卫生系。他带回了一批显微镜、保温箱等实验器材，在金宝善、朱恒璧等人的支持下，卫生科不仅具备了像样的规模，在国立上海医学院各科中，也算得上人才最多、经费最充足的科室之一。此后，他曾担任公共卫生学院第二副院长、卫生系主任、上海医学院副院长等，使上医的卫生系从初创时仅数人的小科室（公共卫生科），发展为国际知名、国内一流的院系。
苏德隆开创了中国流行病学理论体系。他一生发表学术论著近300篇，主编教材、讲义15部，主编、副主编参考书9部，参编、译著1部。1950年，他受教育部委托，负责带教我国首期公共卫生高级师资进修班。1960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了他主编的我国首部流行病学全国统编教材《流行病学》。1963年，他再次主编全国《流行病学》教材，突破苏联学派“三个环节、两个因素”的理论局限，将流行病学的定义确定为：“研究疾病的分布、影响因素和防治策略的科学。”研究对象从传染病扩展至所有疾病。1979年，他在泰国曼谷第8届公共卫生学院院长会议上发言，提出“医学院校必须强调培养具有公共卫生头脑的临床医生”，“公共卫生与临床医学人员要积极地携手、并肩地共同进行研究活动”。
苏德隆爱才、识才、育才、用才，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公共卫生专业人才。他系统推进公卫教育体系改革，构建专科、本科、硕士、博士阶梯式人才培养体系，提出“战士—战术家—战略家”三级培养目标；他主张流行病学与公卫教学最好在现场开展，让学生“在游泳中学会游泳”，鼓励独立思考、大胆创新；他带领青年师生赴疫区调研时，将防控、科研、教学紧密结合，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他培养各类人才3000余名，遍布世界各地，其中不少学生在国家卫生健康领域担当重任。
苏德隆（中间）和学生讨论问题
“党和国家无微不至地关心人民的疾苦，同国民党置人民死活于不顾，实有天堂与地狱之别。这使我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从1957年第一次递交入党申请，到1962年学术争议澄清后第二次申请，直至1980年春第三次递交并获批加入中国共产党——苏德隆的一生，践行着“誓以余生为民造福”的誓言。
“祖国和人民的需要，就是我的研究方向。”苏德隆“曲突徙薪、预防为主”的医学思想，改造环境、根除病源的防控理念，独立思考、敢于较真的科学精神，宽容仁厚、无私奉献的人格魅力，永远激励着后世报国图强、砥砺前行。
整理：崔秀琴、孙芯芸
——本文节选自《德厚流光 隆心济世——苏德隆教授诞辰120周年纪念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