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最感觉到舒服的称呼
就是医生
无论角色如何变换
这始终是他坚持在做的一件事
“我相信我是世界上问汤钊猷问题最多的人。”9月22日，复旦上医文化讲堂“我认识的汤钊猷医生”主题讲座在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二号科研楼B1报告厅举行。面向近200名复旦上医师生及医务人员，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张力奋教授围绕历经三年半潜心打磨、二十余次深度访谈淬炼而成的著作《我的九十六年：汤钊猷医生口述史》，带领大家一同走近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肝癌防治事业的开拓者与领路人汤钊猷医生，感悟这位中国肝癌防治事业开拓者波澜壮阔的医者岁月。
“如果你不感到浪费时间，我也不反对”
与汤钊猷的相遇，源于张力奋在英国留学时的好友——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毕业的医学记者兰迪（Randi Hutter Epstein）。兰迪的父亲曾任美国癌症学会主席，1979年该学会将极具分量的“早治早愈”金牌奖颁发给汤钊猷医生与其他两位中国同行，以表彰他们在亚临床肝癌诊断领域的奠基性贡献。认识的三十余年里，几乎每次见面，兰迪总对张力奋说：“你应该认识一下汤医生。他在国际癌病界有很高的声望。”就此，张力奋在心中埋下了一颗寻访这位大医的种子。
起初，汤钊猷对口述史的邀约是拒绝的。在他看来，他和团队只做成“两件半事”，没有更多可说的。他口中的“两件半事”，则是填补了肝癌治疗空白的小肝癌研究、不能切除的肝癌缩小后切除，以及肝癌转移复发后的研究。
在张力奋的坚持下，汤钊猷最终应允：“如果你不感到浪费时间，我也不反对。”长达三年的口述史料采集工作由此启程。秉持着“要考证要核实”的态度，张力奋教授先后开展二十多次采访，甚至持续一年保持每两周一次的频率，累计超40小时。为了还原细节，张力奋多次走访院士家中和办公室，以及汤钊猷在上海70年间居住过的五处居所，对于老物件一一开展寻访考证。
口述史料挖掘的过程充满挑战，却也意外找回诸多承载时代记忆的珍贵物件——汤钊猷母亲在民国八年、距今百年有余的毕业文凭、母亲未完成的小传、汤钊猷1961年编写的科教电影剧本《花开并蒂》、1962年显微血管外科放大眼镜等，都在其中。这批独家一手史料，也让这部口述史显得格外珍贵。
“他是一个很有韧性与主见的人”
张力奋时常感慨，身处那样艰苦的年代，汤钊猷何以取得如此卓越的成就？
而汤钊猷在医学征途上的诸多成就，几乎都不是最初的主动选择。在甲胎蛋白（AFP）用于肝癌早期筛查的设想提出之初，并没有涉疑的患者愿意配合临床检查。肝癌早期的患者往往察觉不到自身病症，“让一个活蹦乱跳的人去接受一台手术排查自己是否患有癌症，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都难以接受。”而研究能够推进，得益于汤钊猷的坚持。“汤钊猷虽然性格温和，但他是一个很有韧性与主见的人。”张力奋说，在启东实地调研一年，通过无数次努力，他的团队才成功说服一位甲胎蛋白指数偏高的农民接受手术，最终术中靠手摸到枣子核大小的硬块，肿瘤得以确诊。接下来的两、三年间，汤钊猷与同事完成134例相关手术，他们发现通过验一滴血中的甲胎蛋白含量，可以对直径小于5厘米的“小肝癌”做出较为准确诊断。后来证明这个办法可在病人出现症状前6-12个月诊断出肝癌，切除后5年生存率超过60%。
讲座现场，张力奋展示了谷镜汧教授20世纪50年代主编的《病理学总论》，这正是汤钊猷读书时用过的教材；汤钊猷通过视频分享了一段故事：“我的第一篇论文是沈克非教授帮我修改的，我本来觉得自己论文写得还不错，过了一个星期，论文打回来，上面密密麻麻全是红字……科学论文不能用‘大概’。沈克非于我有改一篇论文之恩，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在这样的学术接力中，汤钊猷先后指导24名博士生完成毕业论文，其中4篇获评全国优秀论文。
汤钊猷始终保持勤勉治学的习惯，中青年时，一有空便去北京西路中华医学会图书馆，亲手记录上万张阅读卡片，分门别类整理出系统完整的阅读笔记。无论出席任何场合，汤钊猷都会带几张纸在口袋，方便随时记录。在医学尚不发达的年代，看着手下肝癌病人一个个死去，很多通知感到无望，有一些改变了专业方向。他说他不能走，必须坚持下去，找到治疗的出路。
“三十岁前后贵在不知天高地厚”
“严谨是基础，知识面是背景，创新是人生追求，人文与科技相辅相成。三十岁前后贵在不知天高地厚，与研究生共勉。”活动当天上午，汤钊猷托专程前来拜访的张力奋将自己题的字带到讲座现场，以此勉励青年学子。
与现场读者互动时，谈及青年学子普遍面临的成长迷茫，张力奋分享了他与汤钊猷的共同感悟：纯粹的热爱与恒久的好奇心，是最珍贵的底色。他以汤钊猷的从医经历举例：担任住院医师期间，每天对病人做一遍体格检查，平均每个病人要花费3小时，当天就得整理出完整的病史记录。而即便身处时局动荡的特殊年代，外界纷扰不断，汤钊猷依旧心无旁骛深耕临床。汤钊猷寄语在场学子，身处选择多元的时代，更要保持好奇心、享受选择的自由。
多次寻访史料的过程中，汤钊猷无意间找回尘封六十余年的一部书稿——《发展中的现代医学》。这份二十万字的科普手稿，是20世纪60年代，在位于平江路老宅中的三平米小厨房里，他在用锁链串联的折叠木板上就着微光写就的。而在这张木板上，他还完成了第一本专著《原发性肝癌》。
在张力奋的坚持下，这部《发展中的现代医学（1964）》作为附录完整收录在了《我的九十六年：汤钊猷医生口述史》一书中，这是“贵在不知天高地厚”的生动注脚。
“汤钊猷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现场读者问到汤钊猷本人与书本上的形象有何不同时，张力奋说，褪去院士光环与学术标签，生活里的他极度自律、做事讲究章法。对于提前给到的采访提纲，汤钊猷都会仔细研读，到访谈现场就能看到整理打印好的一堆研究资料。烫得整整齐齐的白大褂、干净清爽的字迹、擦得锃亮的皮鞋，这份严谨细致也藏在他日复一日的生活细节里。哪怕在北戴河休养接受中央领导同志接见时，他也是全场唯一一个打领带的嘉宾，这更是一份对职业的尊重。
有读者关注中西医如何协调互补，张力奋分享了汤医生独到的医学思辨。20世纪50年代，业内曾盛行“中药可能有用、中医无用”的片面论调，随着“西学中”学习班的开办，中西医融合迎来转机，而汤钊猷的夫人李其松正是其中第一批学生。两人常年交流探讨，这也深刻影响了汤钊猷的医学理念。在肝癌研究中，汤钊猷始终认为任何事情都有出路，跳出“攻克癌症”的绝对化认知，提出与癌症长期共存、将大肝癌转化为小肝癌的治疗思路，体现了深刻的辩证思维。
临床工作中，他善用西医思维助力中药应用，曾专程寻访江西老农，采集中药。而在《夫人的最后183天》一书中，也记录了汤钊猷的质疑思维，他的夫人曾运用中医疗法治愈不孕不育等诸多疑难杂症，但“最后自己却没有享受到中医治疗这个便利”。也正是因此，张力奋评价汤钊猷是“我认识的对中医兴趣最浓的西医”。
最令张力奋动容的，是汤钊猷作为外科专家对现代西方医学的哲学反思。作为病人，汤钊猷自己就曾经历多次“误诊”。换位思考，更加深了他对现代医学及临床治疗的责疑与反思。张力奋由此道出新闻与医学的共通内核：二者都必须扎根现场。一名医生承载的从来不止医学技术，更是有血有肉的人间，靠的是实打实的真本事。
本次活动由中山医院内镜中心博士生万旻玥主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