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医学教材，能走多远，又能照亮多少人的从医路？日前，由桂永浩、罗小平教授主编的长学制《儿科学》（第4版）获第二届全国教材建设奖高等教育类二等奖。四十余年的传承创新，一代代上医儿科人，把病床边的问题写进书里，让这本理论与实践并重的教材，从一间教室启程，走进全国数以万计医学生的书包；从主编的案头出发，抵达基层医院急诊值班室的电脑旁。
长学制教材《儿科学》（第4版），主要面向八年制及“5+3”一体化临床医学专业。“这本教材凝结了全国许多儿科专业人员、儿科教师的心血，不是一、两个人的成果。”桂永浩说，他正是长学制《儿科学》第三版、第四版的主编。
长学制《儿科学》（第4版）教材封面
儿童不是“缩小版的成人”
“从出生到18岁，几乎每个月、每一年都有本质性的改变。”做了近40年儿科医生的桂永浩说，“不要把儿童看作成人的缩影，那是一种僵化的、缺乏动态视角的观点。”他更愿意用“儿童发展”这个词：不只看体重、身长增加了多少，还要看孩子认识世界的能力。
教材主编桂永浩教授接受采访
这种“动态”的视角，是第4版修订的起点。教材守着“三基（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五性（思想性、科学性、先进性、启发性、适用性）”的底线，新增六字目标：更新、更深、更精。
“新”落在视野上。把儿童健康放回全生命周期，从胎儿期写起，关注母体健康对子代的影响，也关注儿童期与成年期之间的诊疗衔接。“很多成人疾病的种子，在胎儿期、新生儿期就已经埋下。”
“深”落在结构上。参与神经系统相关章节编写的神经内科主任郁莉斐说：“这一章不从疾病写起，而从健康孩子写起：先讲正常儿童的脑发育与影像、电生理基础，然后才进入疾病。”先明白正常，才能理解异常。同样是化脓性脑膜炎，新生儿可能毫无典型表现，大一点的孩子症状可能就像“教科书一样典型”，教材因此按年龄分层，把最容易被漏掉的信息写清楚。
“精”是取舍。有争议的问题不写进正式课本，交给床旁教学、问题式学习和翻转课堂去辨析。“医学是科学，科学的真谛要通过批判和怀疑才能得到。”桂永浩这么认为。
取舍之外，还有“逐字较真”的功夫。“围产期”还是“围生期”？“脓毒症”还是“败血症”？“病人”“患者”还是“患儿”？每一次主编会、编委会，这些词都会被摆到桌面上，校稿时要翻出国内外专著横向比对。“每位专家都‘斤斤计较’。”长期参与教材编写组织工作、也是这本教材秘书的吴静燕老师说。
一本教材的分量正在于此：它面对的是每年数以万计走进课堂的医学生；它写下的每一句判断，都会在若干年后的某张病床边被重新翻阅并实践。在郁莉斐眼里，教材是一棵树的树干。“到了临床，你会看到沿着主干长出去的各种分支。有了主干，你才能发散。”
名师不是天生的，是一代代接续培养出来的
桂永浩认为，对教育的热爱发自内心，“有的人走上讲台，看见学生，就一肚子开心，他有幸福感 —— 这就是做老师最好的状态。”两小时的课程，他坚持全程站着讲授，不愿落座。教学融合板书与 PPT，课前精心准备思考题，在课堂上和学生互动。备课的时候，他总会反问自己：“如果我是听课学生，我会期待老师怎么讲？”
全国统编《儿科学》第一版编写团队合影
复旦上医有着厚重的儿科教学历史积淀，是我国最早开始儿科医学教育的医学院校之一。儿科学为国家重点学科，首批博士及硕士学位授权点，也是“211”、“985”和双一流的重点学科。在培养儿科医学人才的过程中，拥有多个第一：第一个建立儿科学系并开始儿科专业医学生培养（1955年）；第一部全国统编教材《儿科学》作为主编单位牵头编写；第一批儿科医学教育家，如陈翠贞、刘湘云、金汉珍教授，之后又涌现了宁寿葆、王卫平、桂永浩、黄国英等一批具有重要学科影响力的儿科医学教育专家。同时，在儿科学相关教材编写上也做出了突出贡献，一系列适合不同学制医学生需要的《儿科学》教材先后编写和出版。
儿科人文墙见证几代儿科教育者的传承
“科学严谨、不花哨，紧紧抓住医学生学习的需求。”桂永浩用这句话概括几代人的编写风格。“我们有底气来主编这本书，和儿科医院几十年的积淀有关”。
好老师不是天生的，是一代代传承接续培养出来的。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依托儿科学系和教师发展中心，把青年教师送进T2T培训、哈佛全球临床学者项目、教学发展研修班。副院长张晓波把教学概括为“教、学、管、评”的闭环：课前做学情诊断，课中用随堂测实时掌握，课后分析能力短板，再调整教学形式。“同样的内容，是做成PPT好，还是小视频好，要用数据说话”。
郁莉斐负责八年制神经系统的翻转课堂。课上由学生讲、学生问。“以前主要是教师讲，现在更多是教师听。”她判断学生学得怎么样，不看他们的PPT漂不漂亮，而看能不能把疾病概述、临床表现、诊断、预后串成一条逻辑主线。人工智能（AI）也进了课堂：惊厥的小讲课上，AI扮演家长，学生扮演医生。但她发现有学生让AI去应付“AI家长”。“我们要的是AI对人，不能是AI对AI。AI可以给你思路，但能不能判断对错，取决于你知识的根基。”因此，在后来的课堂考核中，她不仅看最终的诊疗方案，更要求学生详细推演“为什么推翻AI的某个建议”，将评价重点直接转向了学生的批判性思维。2026年，郁莉斐获复旦大学教师教学创新大赛新医科组一等奖。此前，团队获第四届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三等奖，她所在的团队获评复旦大学“钟扬式”教学团队。
书里学到的知识最终要落到临床实践中。2024级儿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学员李子丰记得第一次独立值夜班：两岁的孩子重症腹泻，精神萎靡、眼窝凹陷，心率160次/分，情况较为危重，一时间他有点慌神，在上级医生的帮助下，按“先纠正计算量的一半”开出医嘱，两小时后，孩子的心率回落。上级医生提醒他，“这些补液要点书上都有”。回到值班室，他赶紧翻开《儿科学》教材，再次温习重度脱水的补液张力与纠酸原则。后来在新生儿病房，一例反复黄疸、筛查全部阴性的患儿，因血涂片出现“棘形红细胞”，疑惑时他再次翻开教材，顺着鉴别诊断思路转向基因检测，最终确诊。“教材给我的不只是一个病名，是迷雾里的一条路。”
从“为人群服务”到“一切为了孩子”
要读懂这本书，得先读懂它背后的复旦上医。
1927年，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创立，“为人群服务”从那时起便成为代代相传的育人底色。1952年，儿科医院在肇嘉浜路建院；上世纪50年代，上医在国内最早一批建立儿科学系、开设儿科专业。从那时起，这家医院就有了三重身份：看病、教书、做学问。
1956年，上医儿科系响应号召西迁重庆。学校抽调部分医务人员赴渝，参与创建重庆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上医儿科医院首任院长、儿科学奠基人之一陈翠贞是主要创建者之一。国家需要到哪里，上医儿科就到哪里——援疆、援藏、援滇、建医联体、办进修班，把诊疗技术与学科经验带到更远的地方。
儿科医院大楼内的陈翠贞铜像
当下，全国儿科医师已达20多万名。作为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复旦上医儿科又该发挥怎样的辐射作用、体现怎样的责任担当？
桂永浩给出了四件事：一是“终点站”，作为国家儿童医学中心，疑难危重病的诊疗要能在这里得到解决；二是把经验传授出去，使更多的医学生、医生及儿科医疗从业者获益；三是推动标准化，让不同层级医院对常见病的诊疗同质化，“不能同一个病，这家医院一个看法，那家医院一个看法”；四是新技术、新器械的研发，“要让中国孩子用得上、也用得起”。
目前，仍有很多医学未解之谜，等待我们去攻克：母亲的糖尿病、肥胖、子痫会在子代身上留下什么？儿童期的肥胖、高血压，与成年早期的泛血管损害是什么关系？医院参与共建上海市罕见病基因编辑与细胞治疗重点实验室（筹），把病床边的问题变成实验室的课题，再变成教材里的知识和指南里的规范。
“很多成年人的疾病其实在儿童期就已经埋下隐患，只是没有症状，没有被注意。”桂永浩说，“儿科要加强和妇产科、成人疾病科室的合作。”
儿科医院将始终秉持“一切为了孩子”的办院宗旨，加强多学科协作，从生命早期入手，为孩子健康护航。
一本教材能做的，是把一代人的经验交给下一代人；一所学校能做的，是让这种交接持续近百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