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一支粉笔，两袖清风，三尺讲台，四季耕耘。或是一次眼神肯定、一条积极评价，或是一场醍醐灌顶、发人深省的谈话，每位复旦上医学子心中，都有许多与老师相处的难忘瞬间。为迎接今年9月我国第40个教师节的到来复旦上医 “吾爱吾师”系列推送带你走进这些动人的点点滴滴。
本期教师简介
丁钺教授(1929—2023)，我国著名职业病学家、血液病学家。原中华预防医学会职业病临床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原职业病科主任、血液科专家。
1985年前后，我第一次遇到丁钺老师。当时我正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也是上医的实习医院）实习。每一周到两周，市一血液科会从华山医院请丁老师去大查房，我们实习生都对丁老师渊博的医学知识和亲切待人的态度印象深刻。
1987年毕业时，我面临选择，内科很吸引我，丁钺教授恰好是我可以选的导师。虽然当时他的研究方向已经从血液病转向职业病，我对此不甚了解，但我相信跟着这么优秀的老师一定可以学到很多。
报考前，我与丁老师有过交流，他说要继续做苯中毒等职业病研究，他此前在血液科就有些积累，包括苯中毒引起的再生障碍性贫血等。他也提到，那时（正好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末期）经济快速发展，乡镇企业和厂办企业越来越多，大量化学物质使用导致职业危害增加，而工厂和工人对此知之甚少，工人健康缺乏保护，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也很值得研究。因此，我毅然决定报考丁老师的研究生。
他为中国职业病防治贡献了一生
丁老师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进入华山医院后，先在内科工作，后来到了血液科，大家称呼他为“小丁医生”，“大丁医生”是血液科的丁训杰教授。在血液科，丁老师开展了许多创新性工作，比如他设计了用于骨髓移植的穿刺针，解决了国内医疗器械不足的问题，同时他还参与设计了骨髓移植病房。华山医院在全国是很早开始做骨髓移植的，与他的很多工作都分不开。也正是这个过程中，丁老师接触到了许多职业病患者，以及再生障碍性贫血等血液系统疾病患者等，开展了一些研究。
60年代，随着职业病患者数量的增加，加上社会发展需要，医院决定成立职业病组，丁老师听从医院安排，受命负责这项新的工作。虽然起初只有一个约20平方米的小房间，在现在医院3号楼7楼，但这个职业病组是当时国内第一家三级医院里成立的专业组，意义不一般。
年轻时的丁钺教授
比起纯粹在临床，职业病科的工作要辛苦很多。医生日常工作要“下厂”，意味着要在工人上班之前赶到工厂，为工人们进行体检。那时候上海的工厂都位于偏远的地方，也没有现在的高速公路，坐的车摇摇摆摆的，有时候要花两、三个小时才能到达。“摊”刚摆好，工人就开始上班了，成群结队地来，有时一天要检查200到300个人，工作量非常大。作为一位教授，丁老师当时已经是50多岁了，大多数时候他都亲自下厂工作，内科检查，问病史、心肺检查、神经系统体征检查等，一忙一整天，结束后又要颠簸一两个小时的路程回来。他一直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做职业病医生，一定要下厂，要到工人身边去。”除了扎实的临床工作，丁老师也注重学术研究。他的基础非常好，所以他的研究具有开创性和引领性，尤其在铅中毒、苯中毒的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他的工业铅中毒研究成果获得过国家级科技进步奖三等奖，他还牵头制定了我们国家职业性苯中毒诊断标准，这个标准至今仍在不断更新。后续他把这项工作交给我，我们又做了两版国家标准修订，作为国标至今在使用。以前苯是常用的工业溶剂，这项工作不仅预防了苯中毒，也让普通百姓了解了工业危害。
在学术推广方面，丁老师也付出了巨大努力。当时中华医学会没有职业病分会，他联合其他专家在中华预防医学会下成立了职业病临床专业委员会。之所以格外重视这项工作，花费了大量时间，是因为他认为必须要把职业病作为内科的一个专业去做，在提升救治能力的同时，加强对疾病的研究。得益于这些研究，这个学科得到了发展，后来遇到突发事件，如化工厂毒气泄漏或设备爆炸等，才有能力去应对。但是，当委员会成立后，丁老师选择不担任主任委员，而是默默地支持东北一位劳动卫生职业病研究所所长来担任主任委员。丁老师着实是一位淡泊名利之人。
从血液病转向职业病，对丁老师来说是需要奉献精神的。职业病这个领域，没有像内科其他很多领域一样受到广泛关注，但丁老师默默无闻地做了大量工作，对我们国家职业病防治工作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这是职业病防治领域公认的。
从善如流，甘为人梯
在学科发展上，丁老师一直有很敏锐的眼光，但在对待学生上，他始终甘为人梯，尽一切可能为年轻人铺平道路，这一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读研后期，我正好有机会可以硕转博，但当时丁老师还不是博导，虽然他很不舍，但为了我着想，他特意联系戴瑞鸿教授做我的博导，他成为导师组的成员。在那之后，他还是继续指导、帮助我，为我创造条件，千方百计地送我们去血液中心做干细胞研究，研究苯中毒，特意把我拜托给业务非常强的一位技术人员。
邹和建博士临床出科房考试
1992年，我博士毕业，丁老师鼓励我留在科里。人生中很多事情可能会被遗忘，但那次答辩我记忆犹新。丁老师和科里其他人都很高兴，因为我是我们职业病科培养出的博士，也是当时中国第二位职业病临床博士。为此，丁老师邀请了许多国内著名的职业病专家参加答辩，都是国内劳动卫生领域泰斗级人物，这些专家组成了答辩小组，他们的出席展现了对我们科研工作的重视，这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邹和建博士毕业答辩后合影
毕业那年我向丁老师提出，要引进一台计算机。当时我们做体检都要手工记录，再统计分析，制作各种报表和通知单，既耗时又容易出错。丁老师对此表示赞同，又去医院积极争取支持，他找到了负责医疗的副院长黄煌渊，向他仔仔细细地解释了我们的需求。尽管经费有限，黄院长还是批准了一台“天价”的Compaq386电脑给我们。我们就开始着手编写程序，开发我们自己的职业病健康体检报告系统 PERS。这台计算机成为了我们数据管理的核心，一键生成各种报表和个人通知单，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后来，我们的系统吸引了其他医院的关注，来学习我们的经验，我们就无偿提供帮助，到各个医院为他们装我们自己开发的系统。
邹和建使用科里的第一台计算机
从我硕士入学到博士学业，我们科室经历了诸多重大变化。随着国家对环境整治力度加大，乡镇企业搬迁、关停，职业病病人数量逐渐减少，对我们科室发展构成了挑战。但与此同时，科室医生数量却有所增加，有四、五个高学历背景的临床医生。科室面临转型发展问题。一些偶然的机会让我们转向了风湿病。也是随着经济发展，风湿病患者越来越多，当时还未被统称为风湿病，而是被归类为胶原病、结缔组织病或红斑狼疮等，内科的徐三荣教授建议我们可以专注于发展风湿科，认为我们完全有条件做好。我将徐教授这个建议告诉了丁老师，他表示同意，说我们可以尝试一下，但要先去了解一下情况，于是他就带着我，一家一家地拜访了上海风湿病领域的几位先行者，当时仁济医院、光华医院都有一些好的实践和研究。同行都很支持我们，最终我们决定继续开展风湿病研究。很长一段时间，丁老师都在看文献，不断学习，参加专家门诊。好在上医内科医生的基础都很扎实，很容易上手，所以我们迅速取得了进展。
1994年，丁老师退休后，徐麦玲教授任科主任，我担任副主任，1996年，我们成立了独立的风湿科，科室更名为华山医院风湿科、职业医学科。2001年后，我担任科室主任。自90年代至今，已经过去了30多年的时光，在风湿领域，我们在全国也做出了成绩，尤其在痛风、硬皮病等领域，在上海及国内都有了较高的知名度和学术地位，保持与国际同步，这与老一辈的支持与关怀密不可分。但直到现在，我们科室始终没有放弃职业病诊治这个领域，还是我们国内临床职业病防治非常重要的一支队伍，所有进科的医生都会接受职业病培训。新的社会发展会带来新的问题，保留人才队伍是最重要的。
师生情谊，君子之交
回想起与丁老师的相识，我最深刻的感受就是他的低调、真诚。他从不张扬，不争强好胜，也从不计较个人利益。在我印象里，丁老师甚至从未有过责备下属医生的严厉，总是以和蔼的态度引导和启发他人。退休后，他依然坚持着写书、参加会议，为学生和同事提供指导，为科室、学生和同事创造良好的条件。这些都是后人经常会回忆起来称赞的。
他的学术成就很高，自己的生活却十分朴素。他的两位子女都培养得很出色，但他说自己年纪大了，吃不了也用不了太多东西。我去他家看望，那是一间很小的房子，没有厅，只是医院早年分配给他的一处住所。他曾担任医院工会主席，但他从不提及要改善个人条件。
丁钺教授和他的爱人（摄于2021年7月）
他一生都专注于工作，对人情往来和礼节之事都持保留态度，也不过生日。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我们科就形成了一种文化，平时心中有老师和学生，在工作中相互支持、相互帮助，每个人都尽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君子之交，这是老一辈留给我们的一种传统，也是一种文化，我们应该珍惜并传承下去。2023年1月，92岁的丁老师因病离开了我们，我们都很痛心。此前，丁老师把一本叫《我的工作》的手写笔记交给了我，连同一些科室的历史资料。他说他知道自己年纪大了，可能会记不住了，也不留给子女了，他们不感兴趣，如果科室需要的话，也许可以派上用场。我知道，对他来说，这些才是他一生最珍贵的资料。
学生：邹和建
复旦上医始终坚持做好优秀教师的选树宣传，深入挖掘师生之间的感人瞬间和温馨故事。今年4月，为迎接第40个教师节的到来，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和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强化教师职业荣誉感和育人使命感，传承上医人严谨治学、以身示范的精神，充分展现我校教师矢志教育强国，潜心培育时代新人的新形象、新风貌，学校面向全体师生、校友开展“我和我的老师”主题作品征集活动。复旦上医官微、主页将开辟专栏择优刊登展示征集到的优秀作品，为复旦上医全体师生员工、医务人员树立榜样，形成榜样在身边，人人可学可做的生动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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