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办好医学院，如何培养中国本土的医学人才，以实现现代医学的本土化，是一个世纪以来几代医学教育工作者孜孜以求的目标。毫不夸张地说，颜福庆以广泛的人际关系，以及对时事的精准判断，成功打造了医学教育本土化的范本，即上海医学院。早在1918年，兰安生与颜福庆在萍乡煤矿工作时，曾因颜氏广泛的社会关系深受触动。在写给其上级海筹（Victor H. Heiser，1873—1972）的信中，兰安生写道，颜福庆的“主要能力是他与官员的社会关系”，“他作为政治家的能力大大超过了他的医学水平”。兰安生在颜福庆身上得到启发，他渐渐认识到洛克菲勒基金会单纯开展“项目式”的工作（如萍乡煤矿钩虫病防治），缺乏“可持续性”“可示范性”，根本无益于推广公共卫生理念。只有通过开展医学教育，才有可能在中国精英中建立人际关系，进而推广“在地化”的公共卫生，这一想法最终间接促成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科的成立。此外，颜福庆对于医学院“专任教师”的重视与强调，上医师资的聘任制度、培训制度，以及对于优秀毕业生的留用惯例，让我们感慨一所优秀的本土医学院办学是多么不易。同时，颜福庆成功的实践经验也为我们今天医学院的人才培养、教师队伍建设等问题提供了启示。
——摘自《医学教育的本土实践：颜福庆创办上医研究三题》
在近期由王启元、于业礼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近世中国的医学与士人》一书中，收录了钱益民、唐一飞所著的《医学教育的本土实践：颜福庆创办上医研究三题》一文，透过师资、经费、医院三个维度解析“如何办好医学院，如何培养中国本土的医学人才”这个命题。
我们将分两期刊载此文，以期重温颜福庆老院长开创上医、实现医学教育本土化的初心之路。
医学教育的本土实践：颜福庆创办上医研究三题
在颜福庆创办上海医学院（以下简称“上医”）之前，有一份对于了解上医早期结构和框架极为重要的档案资料《创设上海医科大学意见书》（以下简称《意见书》）。《意见书》中有这样一段话——
医学为民族强弱之根基，人类存在之关键。惟其重要，故研究日精，进步最速。欧美各国，提倡最力，多设医校，造就专才。复因社会之需求，政府奖励私校。但在十九世纪初叶，欧医校程度不齐，营业式之医校，在所多有。其结果为产生大批之庸医，草菅人命，至今为鲠。……是故欲谋民族之强盛，当提倡高等医学；欲设备之周全，则医科最为耗费。而在吾国，尤不当蹈外国之覆辙，对于医校程度，任其参差，以致自造庸医，遗患社会。
《创设上海医科大学意见书》
这段文字提示我们：1926—1928年的中国医药卫生界，已确认医学与民族强弱的关系，又越过了全盘沿袭日本模式的时代，到了各学派竞相出场、激辩交锋的十字路口。离开湖南来到上海的颜福庆，对国内外医校的发展趋势了然于胸，因而愈发意识到创办本土医学教育意义重大。在上医的历史中，颜福庆如何“从无到有”办起国际知名的医学院校还有诸多地方有待进一步讨论，例如从湘雅到上医颜福庆如何缔造上医的师资队伍，上医的经费来源渠道和使用情况，上医是如何借用红十字会总医院为实习医院，之后又如何在枫林桥建起“上海医事中心”的。本文试图利用颜氏书信、上医档案、报纸期刊等资料，还原颜福庆创办上医的几个关键问题，以窥颜氏如何在多元、开放的上海实现医学教育的本土化。
一、湘雅到上医：师资的变化与演进
师资是医学院的根本问题。师资水平直接决定一所医学院的水准，这是毋庸置疑的。关于上医的师资来源问题，颜福庆在1937年4月1日上海医事中心开幕式的发言中指出：
尔时本人，方长北平协和医校，经张校长敦促，南下就职，商请历来对于医学教育有丰富经验者如朱恒璧、张伯钧、白良知、赵运文、高镜朗、任廷桂、周诚浒、应元岳诸先生积极筹划，并与医界学者乐文照、谷镜汧、林国镐诸先生，共策进行，于是临床、基本各科师资延揽略定。
上面这段讲话最终发表在《申报》增刊上，题目是《国立上海医学院之回顾与前瞻》。细读全文，颜福庆回顾了医学院总体的发展历程，开篇就提起建校初期延请的诸先生，可见师资在其心中占据相当地位。写于1957年的一份档案《颜福庆副院长的生平片段》则从另一角度再次印证了颜在建校初期重视师资的事实。颜福庆认为，要把医学院办好，“物质条件虽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师资”，医学院“必须找到优秀的教师，而且必须是专任教师”。如果说师资是“教”这方面的问题，那学制就是“学”这方面的问题。除了重视师资，颜福庆对于如何设置科学合理的学制也同样高度关注。办医学院以培养医学人才，如何才能兼顾医生“量的增加”和“质的改善”？当时颜福庆的答案是推行两级制医校，即医学院校应分为大学医学院和医学专修学校两级：大学医学院程度较高，学制为六年制，专门培养医学师资；医学专修学校程度次之，在教学内容上缩减课时，学制为四年制，主要培养大量执业医生。以此标准，上海医学院属于前一种，标准更高，对师资的要求也更高。中国医学教育应推广两级制的建议是由国际联盟（简称“国联”）来华考察的专家提出的，颜福庆对于国联的报告非常关注，因此可以认为颜福庆“两级制”最初的思想来源是国联的报告。
《颜福庆传》一书中引用凌敏猷（1902—1991）的回忆，将上医和湘雅的关系总结为“没有湘雅就没有上海医学院”，并列出来沪创办上医的湘雅学子：高镜朗、任廷桂、周诚浒、应元岳、董秉奇，可惜仅是列举，并未得其全貌。档案馆藏1931年教员名录和1933年上医编印的《国立上海医学院一览》中“教职员录”是两份可信的历史资料，借此能更细致地还原上医早期的教员结构。对比1920—1921学年湘雅医学专门学校、1931年和1933年国立上海医学院的教员名录可以发现：湘雅的结构极其简单高效，教员通常任教多个学科，而除教学外，教员们还承担起湘雅医院的临床工作和行政事务。到了1931—1933年，步上正轨的上医分工进一步明确。除少数几位教员外，大部分教员（医学博士）专任某科教学工作，一些科目有助教辅助，助教一般为学士，其中有两位上医毕业生留校担任助教：第一届医学士吴在东，担任病理学科助教；第二届医学士张毅，担任药理学科助教。吴在东、张毅分别于1934年、1935年获中英庚款奖学金，该奖学金每年给医学生的名额仅两名。以此足以看出上医毕业生质量之高，而高质量的毕业生留校任教，成为了优质师资的后备力量。
1920年代初中国英美派的医学院中，教员以外人居多：1920—1921学年，湘雅教员共有13人，其中8人为外籍，5人为中国籍；协和1920—1921学年，西方人22人，中国人9人，均是外国人占主导地位。到了1933年，上医已具规模，其外籍教员占比大大下降，仅有个别兼任教员为外籍，中国人在各科担任要职。而协和在1930—1931学年，西方人28人，中国人88人，看似中国人明显增加，其实鲜有中国人担任要职，88人中教授4人、襄教授9人、75人为低级别职员。当时的湘雅由外国人主导，实属不得已：一方面湘雅的经费不足（下文将提到），当时的医学人才又相对缺乏；另一方面颜福庆和胡美（Edward H. Hume，1876—1957）对师资要求严格，不愿聘请平庸教师滥竽充数，在此情况下要办医学院只能延请外籍教员。而1933年的上医除了湘雅原本的教员颜福庆、朱恒璧、何鉴清、白良知外，又吸纳了湘雅的毕业生任廷桂、李振翩、周诚浒、高镜朗、张维、刘崇恩、钱慕韩、应元岳、骆传荣担任上医的副教授，湘雅第四届毕业生尤彭龄专任院医。湘雅时期辅佐颜福庆的医学管理专家赵运文就跟随颜福庆来到上海，担任颜福庆秘书。颜福庆在湘雅时的旧部、学生成为上医的核心力量。在湖南医学院成立50周年院庆之际，颜福庆在演讲中这样概括两校的关系：上医和湘雅“是血亲、是母子关系”。
颜福庆《湖南医学院五十周年校庆讲稿》手写稿
让湘雅毕业生来沪担任教职是“很有困难的”，颜福庆“动员了在上海的原来‘湘雅’的毕业生放弃开业”，来到上海任教。在当时的中国，医学生毕业后开设诊所收治病人已经十分常见。早在1922年，刁信德、牛惠生、牛惠霖、石美玉、俞凤宾、唐乃安、黄琼仙、萧智吉、乐文照等医生在上海就已开有私人诊所。在1930年代初的美国，医师独立执业同样是最常见的形式，且收入不菲。颜福庆想让有能力的医生放弃开业，担任医学院教职并非易事，这也部分解释了上医成立之初薪酬支出颇高的原因。此外值得说明的是，聘任湘雅毕业生担任教职，并不意味着颜福庆此时已无人可用，而是湘雅毕业生的学术能力已完全能胜任教职。拿湘雅第一届毕业生高镜朗举例，1934年7月他曾出版《儿童传染病》一册，全书收集中外各种资料，按“细菌性传染病”“动物性传染病”“特殊传染病”三部分展开，共分三卷五十一章，是一本结构严谨的医科专著，此外高镜朗在《中华医学杂志》上也多有译著、综述发表，可见他的学术思想已经十分成熟。除了湘雅原本的班底，颜福庆也吸纳了上海本地的医学人才。如创办上医的元老乐文照（1876—1979）在1920年获哈佛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后在美国波士顿痨病医院、圣路易斯医院实习，“内外小儿妇科等各科俱有丰富经验”。1921年，乐文照应聘北京协和医院，主要诊治内科疾病，1922年在上海英租界内开业，由于医术精湛颇得时人赞誉。1927年乐文照开始与颜福庆、高镜朗等人合力筹建上海医学院。
对于一所医学院而言，教师聘定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如果没有合理的制度帮助教师成长，即使当初聘请的是优良教师，不久也可能变得平庸。因此颜福庆在上医“设立工作六年出国学习一年的制度，让专任教师有进修机会，同时给进修教师以可能的研究工作条件”，同时“采用按年聘任教师的制度”，淘汰不良教师。
颜福庆创办上医，吸纳了湘雅毕业生和沪上名医担任教职，从而实现了师资的本土化。他还结合本土的实际情况，设立学术休假制度、按年聘任制度，帮助在校的教师快速成长、淘汰不良教师，从而使上医的师资始终处于高水准。诸多符合医学教育规律的行之有效的制度，奠定了上医师资的高水准。
二、医学教育的经费问题
在颜福庆负笈美国时，医学教育经费的重要性就已经凸显。1907年，乔治·布鲁诺（George Blumer，1872—1962）提出：“如果医学教育要办得体面，所需的经费会更多而非更少。如何满足不断增长的费用需求是美国医学院必须回答的问题。”布鲁诺于1910年至1920年担任耶鲁大学医学院院长，在弗莱克斯纳的大力支持下，他成功获得美国布兰迪（Anthony N. Brady，1841—1913）基金的支持，以此加强了耶鲁大学医学院和纽黑文医院的联系，并使后者成为医学院的教学医院。颜福庆在多种场合都曾提到，医学院的经费投入比其他学院要高出许多。医学教育一般可分为三个部分，即先修、基础和临床。颜福庆指出，这三部分中每一部分开销都很大：先修（物理、化学、生物）要想独立自办，就需要一笔开支；基础（生理、病理、药理、细菌、解剖、生物化学）各科实验仪器和消耗品花费甚多；临床需办实习医院，医院科室专家薪俸甚巨，学生实验另需多种仪器，耗费巨大。因而在医学教育的本土化过程中，经费供给是核心问题之一。如果经费不能自给，需要依靠国外援助，就永远实现不了真正的、“国人自办”的医学教育。湘雅之所以外籍教员居多，其主要原因还在于湘雅的资金主要由国外供给。根据“第二次湘雅合约”，湖南省政府1924年应拨款银洋50000元，中央应拨款银洋30000元，中方的拨款合计应为80000元；而雅礼会应拨款金洋50000元（合银洋100000元）。湖南省政府和中央的拨款还往往不能给足。在颜福庆1926年3月16日给雅礼会执行秘书贝维斯（Palmer Bevis）的信中清晰地记载了湘雅的预算经费构成：雅礼会提供75000墨西哥银元（1元墨西哥银元币值与1元银洋相当）、洛克菲勒中华医学基金会（CMB）提供80000墨西哥银元、中国基金会（China Foundation）提供35000墨西哥银元、湖南省政府提供30000墨西哥银元。不仅中央的拨款难有指望，湖南省政府提供的经费预估也大为缩水，30000元的额度仅占湘雅总预算的六分之一。
依“第二次湘雅合约”的约定，湖南政府每年应提供50000银洋，但到了1926年颜福庆编制预算时，湖南政府能提供的额度仅计了30000墨西哥银元。这实际反映了颜福庆对湖南政府的信心不足，认为在政治危机中湖南政府无法给足经费。颜福庆之所以在信中向雅礼会郑重其事地解释此事，是因为国外团体的捐赠向来有不成文的规定，受赠对象须具有一定的募资能力和规模，他们才愿意捐赠。在颜给贝维斯的信中隐含着一个信息，即要确保湘雅能募集到240000墨西哥银元，雅礼会才愿意提供75000墨西哥银元的额度。
无独有偶，在《创设上海医科大学意见书》中同样提道：“吾国现值军政时期，教育经费，来源未裕，国外基金团体，对于吾国素多善感。正可利用其慈善的友谊，以成就吾国百年大计。但其捐助亦有条件，如规模过小，程度低浅，欲其赞助，势所难能。先例俱在，无待列举。”明确指出医学院想要受国外团体捐助必须具有一定规模。之后在颜福庆四处募捐筹建上海医事中心时，洛克菲勒基金会也表示：“若中方能向医院投资两百万元，就愿意将法租界内天文台路土地捐作医院基地。”对于上海医学院经费的来源问题，《意见书》中也有详细的计划。自1927年秋季起请本省大学拨助10万元，由国外团体捐赠20万元，维持五年；五年后本省大学拨助逐年增加，国外团体资助逐年减少，使总额保持30万元不变，但逐渐由公费完全负担，以此收归公立，彻底免除受文化侵略之嫌疑。
上海医事中心鸟瞰图
《意见书》的内容虽然最终并未变成现实，但年经费总额为30万元之数额可谓精准，医学院校经费自给的思想也贯彻始终。通过开源节流，从1927年到1936年，上医在初创十年中基本实现了经费自给，国外团体之年补助并不算多，每年仅3至6万元。1931年，上医的经费支出主要为教师俸给，颜福庆月薪380元，朱恒璧、张鋆、林国镐、蔡翘、汤飞凡、乐文照月薪均为320元。尽管上医不可能如同协和般给教师优厚的薪酬，但上医仍尽其所能把约65%的支出作为教授俸给，表明了上医用一流的薪酬待遇留住一流人才的决心，这背后也同样是颜福庆对师资的重视。事实上，工资问题在当时常常会触动中西教员的神经。在协和，外国员工工资更高会引起中国员工的嫉妒心理；1930年，协和董事会向西方教员支付金洋，而向中国教员支付本地货币，这让西方教员的购买力比中国人翻了一倍，当时中国教员大为光火。颜福庆将上医的大量经费用于俸给，首先是为了留住优秀的人才，其次也是由于当时医务界的薪酬水平普遍较高之故。
将上海医学院与国外医学院横向对比来看，在医学院（医院）发展初期，薪酬占总开支之比往往较大，而后投资于实验室、研究所的资金将逐渐增加，薪酬占比逐渐下降，这是一个普遍规律。如德国在1868年时，用于薪酬和用于实验室开支占比为45.95%和37.07%，而到了1906年时薪酬总额增加了113%，而实验室总支出增加了490%。美国医疗费用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the Cost of Medical Care，CCMC）在1930年代初的报告显示，全美医疗费用中医师薪酬为支出中占比最大的部分，占29.8%。相比德、美，尚处萌芽阶段的上医薪酬占比要明显高于国外，第一个原因是由于上医为初创，总的资金数额比较小，薪酬占比就显得较大；第二个原因更为重要，颜福庆指出“医学院员工薪水是源于国外，而非基于本国经济情况决定的”，也就是说要想达到高标准，上医薪酬要和国际医学院的薪酬接轨。
第二个原因的解释详见1935年《中华医学杂志》颜福庆撰写的《中国医学院和医院的经济》一文，文章显然是颜氏对中国本土医学院经费问题长期深入思考的产物。在文中，颜福庆对比了中国公立医学院、中国私立医学院（如协和）和日本医学院的经费，对比之后的结论是：中国公立医学院经费远少于中国私立医学院和日本医学院，因而“解决这复杂问题的唯一合理方法是，调整学校的支出，使中国能承担得起这样的支出，唯有如此，医学院才能真正成为中国本土的医学院”。颜氏紧接着提出“开源”“节流”两个解决方案，即一方面争取捐款，另一方面避免浪费（如在保证建筑功能的前提下，医学院应少建华而不实的楼宇）。在上医创建过程中，我们同样能看到颜氏开源节流措施并举，使医院、医学院得以自养。
（未完待续）
*参考文献和表格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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